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第二十九章）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标准，该是最高的了！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三字经》云：“作中庸，子思笔。”子思是孔伋的字，孔子嫡孙。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构成四书五经的《四书》，而《五经》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过，基本是由孔子一人包办编写。 在《论语》全书中，虽然只有《雍也》篇提出“中庸”二字，但《论语》所记的孔子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一以贯之，全都是中庸思想。中庸的含义大致有三，其一，执中守正，就是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其二，折中致和，和而不同。其三，就是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重要的、人人应该具备的品德，用现代术语来说，中庸就是一种方法论，是孔子和儒家对待事物矛盾所持的根本态度和处理矛盾之对立统一的方法论。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第二十三章） 孔子说：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在先秦时代，“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比如烹调，必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乐，必须将宫、商、角、徾、羽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反之，如果好咸者一味放盐，好酸者拼命倒醋，爱宫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徾，其后果便不难设想，也不堪设想了。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的思考之中，于是便有了上面这句话。 和而不同，属于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适用于解决各种问题。无论是我国现行的人民大会制，还是西方的议会制，都是为了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意见而集思广益，这也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所谓“同”，就是取消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不允许对立面的存在，消灭一切差别，强调单方面的统一。蒋介石当年鼓吹“服从领导要到盲从的地步，信仰主义要到迷信的程度”，结果是个人独裁，这就是“同而不和”。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篇第十六章） 犹：好比，如同。 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个更贤明一些？孔子说：子张常常超过周礼的要求，子夏则常常达不到周礼的要求。子贡又问：子张能超过是不是好一些？孔子回答说：超过和达不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中庸是儒家追求万事万物所能达到的至高状态，因中和而完善，因平衡而圆满。“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具体表现，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具体说来，中庸就是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与“不及”达到的效果一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两者的关键就在于对度的把握，所以孔子主张凡事有度。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篇第一章） 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顺，就应该加强文教德化来使他们归顺。他们归顺之后，就要让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 这句话是孔子在批驳季氏将伐颛臾时所阐述的治国主张。具体说来，孔子将内政与外交结合在一起，强调通过内修文德实现外服远人。这其实是儒家思想的一贯思路～即无论修身还是治国，最重要的就是“反求诸己”，首先是把自己的事做好了，才能以个人的人格魅力感召他人，以国家的道德力量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古代中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使中华文明广泛辐射，影响于周边国家。 孔子的这句话，越过千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它所蕴含的仁义理念，强调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是以文德建立沟通交流，而不是诉诸武力，更不是通过侵略来实现一国对另一国的控制。霸权主义终将没有出路，必将陷入“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的境地。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第六章） 孔子说：当权者本身品行端正，就是不下命令，百姓也会执行；当权者本身行为不正，即使下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 为政之道在于公平公正。一个正字，是古往今来一切有所作为的为政者身体力行的功夫～待人公正公平，处事公正公允，作风公正廉洁。但凡为政公正者，百姓誉之，无需下令也会紧随其后；相反，为政偏私者，百姓唾之，三令五申也难以有人响应。 关于如何为政，孔子还有一句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篇）意思是，政的本意就是正，为政者自己带头行正道，那么还有谁敢不正？ 时代在发展，但强调“身正”仍然是古今相通的价值观念。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今天的领导者更要提高和完善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影响下属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觉悟，从而实现政令畅通无阻。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篇第十四章） 不在某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的政事。 孔子认为，如果不担任某个职位，就不应该对其管理范围指手划脚。对于职务范围内的问题，孔子一贯主张在其位而谋其政。这是一种真正的负责与敬业。 孔子自己很好地做到了在其位而谋其政：他曾担任管畜牧业的小官，说：“叫我管牛羊，我保证把牛羊喂得肥肥大大的。”他做过会计，把帐目算得清清楚楚；他当鲁国的中都宰后，业绩出色，各国都想效仿他的治理方法。可见，孔子知行合一、尽职敬业的思想体现在各个领域中。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指导学生要专心于本职工作，凡事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由于古代的语法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这句话的原意却是“在其位，谋其政”。进一步解读，应该理解为这样的意思：在担负某种社会职责时，必须对这一职责切实负起责任。不要因做不好本职工作而连累别人，更不要连自已的事情也做不好，反过来指责别人做事的不力；更不能推卸本职工作的责任，以别人的过错来混淆视听，掩盖自已的无能。也就是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是针对不占“位子”的人而言，而对占着“位子”的人，则要求“在其位，谋其政”，这是二个不同的层次。 这句话里，还包含了另一层深义。众所周知，古往今来社会事务纷繁复杂，但人的能力、精力和时间有限，社会事务的最终解决需要通过分工和协作来完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有限，但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是无穷尽的，假如一个人以有限的人生去盲目追求无限的知识，只有徒增烦恼，一事无成。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篇第十六章）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自己行为庄重,事奉君主恭敬,使民有实惠,用民有法度.” 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在郑国执政长达二十余年，其时，正是晋国和楚国这两国争强、战乱不息的时候。郑国地处要冲，而周旋于这两大国之间，子产却能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得到尊敬和安全，的确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子产的评价甚高，认为治国安邦就应当具有子产的这四种道德。 子产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如：铸刑书、整顿田制、不毁乡校、宽猛相济等，深得百姓爱戴。 执政26年的郑国名相子产逝世，因他一贯廉洁奉公，家中没有积蓄为他办丧事，儿子和家人只得用筐子背土在新郑西南陉山顶上埋葬他的尸体。消息传到郑国的臣民耳中，大家纷纷捐献珠宝玉器，帮助他的家人办理丧事。 子产的儿子不肯接受，老百姓只好把捐献的大量财物，抛到子产封邑的这条河水中，悼念这位值得敬仰的人。珠宝在碧绿的河水中放射出绚丽的色彩，泛起金色的波澜，从此这条河被称为金水河，这就是现在郑州市的金水河。 孔子在许多场合多次表达了对子产的敬佩之意。孔子认为子产具有四种君子之德，这四条无疑也是儒家理想中政治家的特点